有学者认为，煎饼是明初山西移民带到山东的美食，其理由是在山西长治尚有大鏊煎饼，其做法、吃法与山东相似。结合山东大槐树下的传说，这个结论好像有了先入为主的优势。
但细究其原委，则可能是另一番风景——是山东移民将煎饼带到了山西。
煎饼为何从山东飞到太行山以西呢？解剖今长治市屯留区五里庄的发展历程，可知煎饼飞行的踪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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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县之民五户到山西谋生
历史作为一种知识资源，并非单向发展过程，而是不断解释和沉淀的过程。在1931年8月底的《大公报》上，有两篇署名法天的连载稿件，讲述了五里庄这一山西模范村的由来。这白纸黑字的介绍背后，有着更多口述记忆尚待挖掘。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胶东水旱相乘，三年未收，人民生计几绝，山东人王择三在这年冬天率诸城、安丘、潍县、昌乐、胶县五县之民五户，到山西谋生，乞讨于潞泽之间。到了第二年六月，受大刀会、义和团影响，这五户山东人已失讨饭之便利，于是由潞安北四十里的潞城游食而入屯留，可各村仍拒而不留。
王择三见多识广，觉得讨饭不是长久之计，便与众人商量自治之策以图生存。他们发现在县城外五里的地方，有一片荒草齐胸的原野，只有居民一户，便以乞讨的积蓄，购地垦荒营居。
当时长治地区土地价格较低，每亩地价制钱一百文，钱若不足，则以白面二斤换地一亩，这样每户购地一百亩，合五百亩，从此一面营造草房，一面开辟荒地垦种，脱离了乞讨生活。
在屯留扎根后，这五户山东人不忘老家饮食与风俗，将煎饼的食俗也带过来。过了将近十年，五户之一的鹿松林认为十年之计、莫如种树，开启种树模式，从此田无废土、家给人足。1921年，阎锡山推行积极发挥民众作用的“用民政治”，提倡发展民德、民智和民财。他认为行政之本在村，又推行“村本政治”。这一年，他恰巧到了长治，听当地官员介绍五里庄鹿松林专心培植树株十多年，上党一带无论公私所栽柏苗，皆其所自出也，心中大喜。
阎锡山到村里一看，果然道路修整、树木畅茂，村中无一游民，野外无少荒土，儿童皆依时就学，妇女亦各操工作，深为嘉许，将五里庄改名为新民村。此时，整个山西出现社会比较安定、生产有所发展的局面，河南、山东、河北等邻省的灾民大量涌入山西，寻求安居乐业之所。到1931年，五里庄村民已增至七十八户，共草房三百九十间。
获得好收成
今天的屯留区，有个令人称奇的特色，山东人、河南人以及真正土生土长的屯留本地人，在二十七万人口当中几乎各占三分之一。屯留虽然不大，却是一个境内拥有“九省十八县”移民文化的包容之城。
历史学家葛剑雄认为，人口发展是一个延续的历史进程，也是人口本身与经济发展相互制约的过程。“当我们对历史上的人口进行研究时，实际上是对历史研究提供补充材料，或者说从具体的微观上，反映历史的一个趋势。”
视角转到五里庄，到1931年时，一共分为三个户口单元：第一闾三十一户，男一百二十五口，女一百零九口，现住男一百二十二口，外村种地者三口（春去冬回），学童四口，经过步兵学术科训练之精练壮丁二十七口，蓄发缠足者无，废疾者、受刑事处分者、素行不正者、形迹可疑者、非家族杂居者无；第二闾二十八户，男一百一十口，女九十一口，现住男一百零三口，外村种地者七口，学童十六口，精练壮丁二十七口；第三闾十九户，男九十四口，女八十口，现住男八十五口，外村种地者九口，学童十四口，精练壮丁十五口，废疾二口。如今，五里庄600多户人家，有100多户摊制煎饼，山东移民的后代靠着朴实的手艺发家致富。
煎饼是粗粮细作的经典食品。一百多年前，五里庄的山东人吃苦耐劳，所种植农作物以麦子、谷子、高粱、玉蜀黍为大宗，豆子次之，籽麻、胡麻等再次之。此外，村民还积极发展副业，大宗者林榛，年售一千元，沙果一千元，桃二千元，梨、核桃、红果、樱桃等为数甚微，自食而不外卖。
值得注意的是，山西人俭朴，专意五谷之类，不注重菜蔬，山东人则迎合其所需，种菜类者甚多，住草房种菜、卖菜者多山东人。菜蔬类有葱、韭、芫荽、茄子、黄瓜、辣椒、胡芹（芥菜）。
五里庄的山东移民相对幸运，土地比较肥沃。有不少山东人选择了贫瘠僻远的山区。这些地方对山西本省平民来讲缺乏吸引力，而对于苦无土地而富有耕作经验的外省百姓而言，广阔的山区往往成为理想的定居之地。光绪大荒后，大片土壤肥沃的良田无人耕种，清政府实施鼓励垦荒的政策，于是晋南、陕西关中地区成为移民迁徙的重要地区。
光绪十三年（1887年），山东人焦云龙赴任富平县令，捎信老家山东各地，鼓励老乡来陕落户。今富平县窦村落户较早的山东人有邱姓、刘姓、岳姓、邓姓、张姓、王姓、李姓等，主要来自昌邑、潍县、高密、平度等地，他们数千里迁来富平窦村，搭窝棚，开荒地，安居创业。在关中地区最大的山东移民村——阎良区谭家村，现有人口四千余人，多为昌邑角兰、孙家上疃、大庄、七里兰等村后裔。当年山东人刚到陕西，开垦当地人不愿耕种的乱石滩地，但勤劳的山东人经过几年的收拾，就获得好收成。
煎饼飞到更远的地方
男耕女织的生活方式，也被山东人带到太行山以西地区。尤其是潍县、昌邑等地的移民，会养蚕织帛、捻线就织，五里庄在1931年时，有木机三十五架，外购棉花自纺自织。之前，村民曾种桑约一顷，因天气甚寒，收量有限，每年蚕桑售价六七元，不如种地合宜，遂改种五谷。育蚕则桑叶外购，妇女于冬天编草帽、草鞋，约售三百元。
当时，全村还有猎户二十八家，猎枪五十余支，秋后入山打猎。以宣统三年（1911年）猎取最多，西行一千余里至陕西而回，猎有狐狸一百一十三只、每只二两八钱，狼二只、每只二两八钱，豹二只、每只八两，黑貂一只、每只七两。
五里庄人的经济互助，在建房时可见一斑。当时，土著最讲居住，砖瓦楼房占十之八九，山东人则住土墙草顶房。村中建房时，全村会来互助。
在当时的《大公报》记者看来，乡村的道路能反映农人对公共事业的关切程度。不少地区的村民顾目前之利，培植地界之埂埝，道路日掘日深，地则日垫日高，相差不啻二三尺，雨后则道路成渠、车马难通，于是不得不绕行田内，作践田禾实多。五里庄的村民有鉴及此，将道路加高三尺，而傍植以有秩序之洋槐，界内道路悉成坦途，通行大路宽一丈五尺、长三里多。如遇大雨、道路不通，村里人则临时补垫，行人无不称便。
谈到五里庄的村规民约，更是深入人心，其大纲细目详载各村民脑海之图书馆中。到实行时，不问亲疏远近，其章程虽无法律为后盾而人人实行。其村规如下：不准吸毒品及纸烟，喜庆节日亦不准赌博，无病不得放弃农田工作，不准懒惰游戏。
耕读传家的文化，在五里庄也体现得很明显。1931年，当时村中已有初级小学一处，共学生三十四人，均免学费。有学董一人，论成绩县城之高小亦望尘莫及。当时还拟设一女子部，并计划扩充为两级学校，图书、仪器、标本、体育等项均筹有具体办法，不久当可实现。村内女子无一不识字，儿童入学为强迫制。
五里庄小学曾走出中国建设银行首任行长——武博山。他祖上是山东省潍县人，其祖父因生活所迫，全家逃荒来到山西，落脚五里庄。由于落户在五里庄的都是山东迁来的农民，所以村子一直保持着山东的方言，沿袭着山东的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俨然一个地处山西的山东农民村落。
如今，五里庄的煎饼也在走创新之路，玉米面、小米面、大米面、杂粮面都有。村里领导也在创新销售模式和产品卖点，借助电商平台让本村煎饼“走出去”，将五里庄的移民故事、移民文化通过电商平台、直播带货随煎饼飞到更远的地方……
（大众日报记者 卢昱 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