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最早出现的有声电影是在哪个年代呢?它的名字又是什么呢?这些问题你想知道答案吗?下面就让小编来告诉你我国第一部有声影片是哪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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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3月15日,由明星公司摄制的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歌女红牡丹》上映,该片采用的是蜡盘配音的技术。
1930年底，中国第一部蜡盘发声有声影片《歌女红牡丹》在上海摄制成功。《歌女红牡丹》由明星影片公司摄制、百代东方公司收音、民众国产有声电影公司出品。编剧：洪深(化名庄正平)，导演：张石川，摄影：董克毅，由胡蝶(饰红牡丹)，王献斋(饰无赖丈夫)，夏佩珍(饰金姑娘)，龚稼农(饰富商)主演。影片讲述了一个深受封建意识毒害的红伶女的悲惨故事：在舞台上名噪一时的红牡丹的丈夫是个无赖，不仅任意挥霍红牡丹的丰厚收入，还频施毒手，加以虐待。在外则迷恋鼓姬金姑娘，寻欢作乐，花天酒地。红牡丹深受刺激，嗓音失润，由主角沦为三四流配角，但对丈夫仍逆来顺受、委曲求全。经济拮据，丈夫竟卖掉女儿以偿赌债，复失手杀人而被 捕。一位暗地追求红牡丹的富商获悉后，出资赎回其女，使母女团聚。红牡丹心怀感激，但对丈夫却既往不咎，临赴外埠演出前，还专程去狱中探望，并托人营救。这时有人问富商：“我真不懂，这个女人是怎么回事呢?她男的这样待她，她还是这个样子。”影片以这位富商的话结束：“真是拿她没办法———只怪她没有受过教育，老戏唱得太多了。”
《歌女红牡丹》耗资十二万元，历时半年的拍摄历尽艰辛。导演张石川回忆说：“前后失败了有4次之多，到第5次才算大功告成。那4次失败的时候，我们全体同志，有时真急得要哭出来，有时真急得走投无路，真是吃了千辛万苦。我们虽然吃了些苦，后来总算把那个中国第一部的有声影片造成功了。”
《歌女红牡丹》的表演是出色的，胡蝶、王献斋、夏佩珍、龚稼农均有上佳表现。
1931年1月下旬，《歌女红牡丹》在明星大戏院试映，3月3日在光陆大戏院招待各界，3月15日在新光大戏院正式公映。由于是中国第一部国语对白的有声片，片未开映，座已告满，盛况空前，不仅轰动了全国各大城市的观众，同时也吸引了南洋的侨胞。上海远东公司、青年公司纷纷以高出影片10余倍的价格，购买该片在南洋各地的上映权，一时传为美谈。
明星公司还特为该片出版了由周剑云编辑的《中国第一部有声影片歌女红牡丹》特刊。该刊16开本，共140页，由上海华威贸易公司发行，刊有主要演职员的照片及电影剧照30多幅。特刊图文并茂，内容丰富，编排新颖，十分吸引人。
1926年8月6日，世界第一部有声短片《唐璜》在美国上映，从此在全世界的范围内引起一场大争论。很多当时的电影艺术家强烈反对使用电影有声技术这个新发明。查理·卓别林说道：“拍摄现场中有几个人戴着耳机坐在那儿，打扮得像是来自火星的战士;在演员的上方悬挂着几只话筒，犹如钓鱼的鱼钩一般。这种景像是如此地复杂而又令人沮丧。在这堆垃圾的包围中，谁还能有创造力?”而在投资商那里也有两派意见，华纳公司的老板萨姆和哈里·华纳认为有声电影是一个巨大的商机，而另外一些老板担心这项技术会让他们在添置设备方面花去太多金钱，担心演员有声对白的产生会使美国电影在世界范围内失宠。
在欧洲，大多数知识分子是在对口语和书面语精益求精的审美传统中成长起来的，所以他们强烈反对电影有声化，在法国出现了一条反对有声电影的标语：“噪声吗?是的!语言吗?不!”在日本，有声片遭到了“辩士”们的强烈抵制。这些人本来是喋喋不休的解说员，向观众解释默片的动作，能拿高额报酬，但在有声电影面前他们的存在显得多余了。最初他们试图用大嗓门盖过影片的对话，或者强迫电影院经理关掉声音设备，最后他们开始采用恫吓、雇打手入室袭击电影放映公司经理等方式来抵抗。
而在中国，对于电影有声化，赞成和反对两方之间爆发了激烈的争论，而反对的意见似乎稍占上风，他们提出的理由是：“一则我国的方言不太统一，二则无雄大之投资，颇难进行，三则另要训练一班有好喉音而同时能表演的演员。”而这一切“非一朝一夕所能达到。”
“有声”还是“无声”，成了当时中国电影公司必须回答的一道选择题。由经营影院起家的联华公司由于无法在短期内更换自家影院的放映设备，选择了坚持拍摄无声片;而天一公司由于其在南洋的影院较早采用了有声设备，兼之主事人邵氏兄弟大胆机敏的行事作风，果然地全力投入了有声片拍摄;而老成的明星影片公司则两者并重，对外宣称继续把重点放在无声片上，暗地里却加紧有声电影的试验。
1931年3月，由明星影片公司拍摄的中国第一部蜡盘发音的有声片《歌女红牡丹》于上海公映，立时轰动海内外。到了下半年，两部技术上更为成熟的采用片上发音方法的有声片，华光影片公司的《雨过天青》和天一公司的《歌场春色》也呱呱坠地。仅用了一年的时间，中国电影人就完成了有声片的试摄工作，尽管之后有声电影与无声电影竞争的硝烟还将存在很长一段时间，但这毕竟是一个不错的开始。
有声片的挑战是几方面的，从演员来说，默片时代不需要将对白录下来，所以在摄影棚里各种方言都可以说，表演的好坏，取决于演员的表情、演技。新的潮流向演员提出了新的要求，必须要说国语，必须预先背熟台词。当时的电影演员以广东人居多，如张织云、阮玲玉，所以大家非要勤学语言不可，并要请专人教授。胡蝶在这方面却略占先著，因胡蝶幼年曾随父亲奔波于京奉线上，后来虽然又回广东去住了几年，但幼年时学得的北方话仍未忘却。此外，胡蝶庶母的母亲是北京旗人，家里是两种语言同时通行，就象英语、法语是加拿大规定的两种官方语言一样。所以由默片进入有声片，由于有了这一得天独厚的条件，胡蝶也就顺利地过渡到有声片时代。人的际遇有时也是很奇特的，没有想到，20世纪40年代，当胡蝶重返影坛时已是在香港，那时，在香港、南洋一带只放映粤语片，胡蝶的乡语广东话这时又派上了用处。
《歌女红牡丹》严格说来，只能说是半有声片，因为只注意了对话的有声，而忽略了周围环境的音响效果，所以看来只有人说话或唱戏时有声，其它周围事物都是静悄悄的。说起制片的过程，读者听来一定觉得十分可笑。电影先按默片拍好，然后全体演员背熟台词，再到百代唱片公司将台词录到蜡盘上。录完后，一面在银幕上放影片，一面在放映间装留声机放蜡唱片，通过银幕后的扩音机播出。这种方法，实是是很原始的，顺利时还可以，但是遇到影片跳片、断片时就苦了，观众只见电影上张嘴的是男演员，而出来的声却是女声。在录音的过程中也是十分辛苦的。胡蝶当时的心情也和其他电影从业员一样，十分紧张，似乎这次的成功与否关系到今后的前途与命运，因为在录音时，演员对着自己饰演的角色念台词，如有念错念快念慢，就要重来。所有演员与现场的工作人员都十分紧张。曾接连试验了四次，失败了四次，到第五次试验才获得成功，每天在录音室六七个小时，汗流浃背。片中红牡丹唱京剧的戏，很多人以为胡蝶会唱京戏，也有的书写她如何练习京戏，说来有鼻子有眼，煞有介事，胡蝶看后不禁哑然失笑。她常对别人半开玩笑半解说：“我不是梅兰‘芳’，而是梅兰‘圆’，是那个圆盘在代我唱哩。”当然，影片利用有声的优越条件，穿插了京剧《穆柯寨》、《玉堂春》等四个节目的片断，效果很好，这也是《歌女红牡丹》吸引观众的另一个原因，观众可以在银幕上第一次听到戏曲艺术的唱白。
为祝贺中国第一部有声故事片《歌女红牡丹》诞生，由上海华威贸易公司特别印制了一本16开本大小、共85页的特刊，编辑为电影事业家周剑云。周剑云曾与张石川、郑正秋等人共同创办了明星影片公司并任董事兼经理。该特刊封面是胡蝶女士彩色旗装小影，刊前插有《歌女红牡丹》的编剧洪深、导演张石川、摄影董克毅、美工张聿光以及主要演员胡蝶、夏佩珍、王献斋、龚稼农等10人的珍贵照片及剧照32幅;另刊有洪深等38人的纪念文章。在20世纪30年代初能专门为一部影片出一本特刊是少见的。自1927年有声电影在美国问世后，在不足4年时间内中国也能制作出如此精良的有声片，从该特刊中可反映出一批中华影人为之努力而作出的成就。该特刊因不作为书籍或杂志专门发行，其发行量不多，故颇显珍贵。
电影《歌女红牡丹》于1930年年底拍竣，1931年1月下旬在明星大戏院试映，3月3日在光陆大戏院招待各界，获得各方人士赞誉，称之为“中国电影界的创举”。3月15日在新光大戏院正式公映，7天后又增加了中央、明星、新中央三家影院同时上映，盛况空前。影片不仅在全国各大城市引起轰动，也在南洋各地吸引了众多侨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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